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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卡拉扬——走下神坛的卡拉扬(文-许海峰)

对于卡拉扬,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必须承认,他不是我钟爱的指挥家,但我又不象许多非黑即白的人那样,把他贬得一无是处。他是我们讨论二十世纪指挥艺术甚至古典音乐界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他的存在和生平经历甚至成为了一种现象,一个象征符号,一个商业时代严肃艺术生存与发展方式的重要参照,而谈论他毕竟是困难的。刚才谈到,他并非我最钟爱的指挥家,但看看今天的古典乐坛和今天许多的“大师级”人物,不禁让我想念起卡拉扬来。不可否认,卡拉扬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大师之一,他的才情,他的处事手腕却使人不由得不佩服,然而仅是佩服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卡拉扬,还是要细说从头。

赫伯特·冯·卡拉扬1908年生于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的萨尔兹堡。而事实上,卡拉扬的家族属希腊裔。自从他的祖先移民到奥地利,家族中便不断涌现一些名人。先后有两人受奥地利皇帝封爵。大家注意到卡拉扬全名中那个“冯”(Von)吗?那便是贵族的标志。如果大家还有注意乐圣的全名: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全名,便知晓贝多芬出身于平民,我不迷信,相信“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也极之讨厌现时国内各式暴发户又或媒体广告中动辄强调什么“贵族”的“品味”、“格调”,什么贵族的生活方式之类。真正的贵族,首先表现出的是教养,也可看作是孔子强调的“礼”。所谓礼,即是社会与人伦中最低也是最高的秩序,也是人的尊严的最基本体现。如果大家看过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中对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晚年生活的记述,当知何为真正的贵族,一个人无论如何的潦倒、厄困,依然保持着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体面,都没有失却对生活的热爱和情趣,这才是真正的品味和格调。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那种深入骨髓的高傲和优越感,又是贵族们少不免的。

卡拉扬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兼业余音乐家,常在莫扎特音乐学校的乐团中演奏单簧管。受家庭的熏陶,卡拉扬自小便显露出过人的音乐才华。瞧,我的老调子又来了。所谓英雄莫问出处,一个人才的成功未必与家庭出身有直接关系,但话说回来,在我们眼中所见,那种与家庭出身有直接关系的人才却又不在少数,也即我们常说的世家子弟。卡拉扬4岁即开始学习钢琴,而在今天,在这个年纪便被家长逼着开始学音乐的孩子也相当多了,但要在8岁即达到开公开演奏会的水平的则凤毛麟角,而卡拉扬在当时已被公认为未来最有前途的钢琴演奏家。他早年还在家乡莫扎特音乐学校中学习,得到该校校长的提携,并介绍他到意大利的美术馆去学习绘画和雕塑。年轻人的成长,如果有那么三两位前辈提携关照,弯路会少走些,这是大家都懂的道理,更重要的,对于其它艺术类别的了解,更是一位艺术学生必不可少的功课,现时许多艺术从业者之所以水平不高,主要就是因为修养问题,而非关技术。

卡拉扬十几岁只身来到维也纳,在国立音乐学院和维也纳大学同时学习钢琴、指挥和音乐学,梦想有朝一日成为钢琴大师,谁知手指出了毛病,唯有专事指挥专业了,此时,他遇到德高望重、技术超群但又固循守旧的指挥教授冯德勒,用卡拉扬自己的话来说,便是“除了被人们称作技巧的东西以外,任何东西都无以传授”。为此,卡拉扬也只有以自学来充实自己。瞧,这便是天才,是上帝要他这样。卡拉扬竟将维也纳歌剧院上演的每一部歌剧的总谱全部熟读一遍,并跑到剧院旁听,将真实的声音与自己研究总谱时的内心听觉加以比较,以提高自己的阅谱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同时观摩了象富特文革勒、克劳斯、托斯卡尼尼、瓦尔特等指挥大师的排练和演出,从中学到了太多。

卡拉扬的首次登台在1928年,那是他的老师冯德勒主办的一次学生音乐会。卡拉扬指挥的曲目是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演出的成功对于一位初出茅庐的“初哥”至关重要,广受好评的卡拉扬初尝作为一名专业指挥的甜头,信心与劲头自然更足。然而维也纳人才济济,对于一位外乡的年轻人,似乎还是回到家乡去发展比较稳妥。回到萨尔兹堡后,卡拉扬精心策划了一场较有影响的音乐会,在节目单上,赫然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唐瑾》。然而最关键的还不是音乐会,而是当天座中,有乌姆市歌剧院的院长,伯乐找到千里马,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院长立刻跑到后台下了聘书,卡拉扬于是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的指挥职业。

乌姆市自然不比萨尔兹堡,条件简陋,人员偏少,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挡住卡拉扬的才华与雄心。剧院于1929年3月上演了难度极高的莫扎特名剧《费加罗的婚礼》,这的确是一项奇迹。而其后,卡拉扬每年皆要上演五、六部歌剧,这些剧目中,竟包括极艰深的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等,而为数众多的音乐会更是不在话下,然而,却是一夜之间被解职的现实。对于这件事,一直众说纷纭,据说是剧院经理看中了他的天才,不愿他埋没在乌姆这样的小城市,而破釜沉舟之法,置诸死地而后生云云。不管这传言是真是伪,一夜之间成为“无主孤军”的卡拉扬终于在一番竟争后,成为亚琛歌剧院的音乐总监,这里的条件,的确要比乌姆好太多了。正是这些任职期间,他有机会指挥了瓦格纳的大型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此时,他也作为一名小有名气的青年指挥家爱邀到欧洲其它大城市包括维也纳任客席指挥了。

1937年,卡拉扬应大指挥家瓦尔特之邀,赴维也纳指挥维也纳歌剧院演出瓦格纳的名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尽管这是一次成功的演出,但卡拉扬此行却并不愉快,剧院人员恃才傲物,纪律涣散,似乎并不给这外乡小伙面子。但不管怎么说,成功的演出还是给卡拉扬带来了新的机会。柏林国家歌剧院由于富特文革勒因“亨德米特事件”而被解职,常任指挥空缺,经过一番的讨价还价,卡拉扬终于履职并上演了贝多芬的《费德里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纽伦堡的名歌手》等重头剧目,终于一鸣惊人。1941年,卡拉扬离职亚琛,落户柏林。至此,卡拉扬步入了人生的辉煌时期。但致于卡氏是如何接位富特文革勒的柏林爱乐的,以及卡与富和当时替代富氏操持着柏林爱乐的切利比达奇之间的三角恩怨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历史的冷酷在于只记录胜利者,功利的社会只问结果,不理过程。事实就是卡拉扬于1954年富氏逝世后开始执掌柏林爱乐,开启了这个伟大乐团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光荣史,历史的假设,是书虫式史家的事,我们无从设想如果是切利比达奇执掌柏林爱乐,又是怎样一种光景。然而,最终的事实告诉我们,乐迷们并没有损失。富特文革勒尽管无福得享长寿,然而作为二十世纪伟大指挥家的地位依然无人能撼动,而切利比达奇自五十年代始浪游欧洲,最终扎根并成就于慕尼黑,亦允为一代宗师。卡拉扬更不必说,乐迷比我更熟悉。这一切也要拜现代录音工业所赐,使距离欧洲如此遥远的我们也能聆听到三位大师的至高演绎,实在是有福的。

卡拉扬自五十年代中拿下柏林爱乐首席之位后,又于1956年到1964年担任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常任指挥,及后,欧洲各大乐团及歌剧院都先后聘任他作音乐指导和指挥,其中包括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维也纳爱乐乐团,伦敦爱乐乐团、巴黎管弦乐团等等。除此之外,他也成为世界各大音乐节,如萨尔兹堡音乐节、卢塞恩音乐节和复活节音乐节的艺术指导。人称“欧洲音乐总指导”,卡拉扬进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

之后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之所以述评卡拉扬早、中年的状况,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位“指挥皇帝”与许许多多“成功人士”一般,是靠着天才加勤奋,一步步走过来的。当然,也并不排除因缘际会的运气因素以及多数社会上的闯荡者都会有的小聪明和小手段。卡拉扬的人品曾为人诟病,例如他曾于早年加入纳粹党等。但客观地说,卡拉扬并未干什么坏事,正如伯恩斯坦曾加入美国共产党,也并未见他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一样,他们都是纯粹的艺术家。据卡拉扬自述,加入纳粹党是为了争得做首席指挥的便利。如若属实,虽然功利,但为了艺术可以原谅,细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离开具体的人和事,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随便下道德上的价值判断是不妥的。人非圣贤,卡拉扬毕竟是人不是神,作为人,他有缺点,有性格上的多面性。据说与大卫、李赫特和罗斯特洛波维奇等几位苏联音乐家合作录音时,卡拉扬背后把他们称作“苏联猪”。这显示了他骄横的一面。而在某次与几位歌唱家合作时,卡氏又非要托人婉转地请其中一位可否把音量稍降以达最佳音效,这便显出他的腼腆了。

卡拉扬在指挥艺术上的理想,是把富特文格勒与托斯卡尼尼的风格特点结合起来。这个设想当然好,但事实上,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效果上看,卡拉扬的指挥风格明显属托斯卡尼尼一类。德奥系的指挥无不强调理性、逻辑、结构,卡拉扬当然不例外,而且卡氏又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所以他指挥显示出了精准、客观、坚实的德奥集体性格。如果说卡拉扬在艺术上有什么较能区别于他人的“个性”的话,我想可能是辉煌和华丽吧。越到晚年,这一特点越发突出。与别的指挥家不同的是,卡拉扬有突出的商业头脑,为了营造出作为品牌的“柏林之声”,他不惜在录音制作上做了过多的人工修饰,以致音乐听起来逐渐失去了生气。如果说同属德奥类的大师伊塞斯泰德的高贵,肯培的大方,约夫姆的朴厚,波姆的温和,克伦佩勒的厚重以及马舒尔的稳健皆出于自然的话,那么卡拉扬晚年的不自然就显得越发明显。当然,不必因此贬低卡拉扬,任何做法都有利有弊,牺牲音乐演绎的鲜活性的代价,是换来了古典音乐商业化的巨大成功。但客观地讲,卡拉扬仍不失为二十世纪古典音乐领域中最杰出的大师之一。尽管他生前死后,其大量的一而再、再而三重版的唱片已为唱片公司赚取巨额利润,但不要忘,卡氏生前,当还留下了大量未经剪辑和人工修饰的录音母带。这是笔巨大的财富,完全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卡拉扬热潮,到时可能会出现一个艺术和商业双丰收的局面,而乐迷们,会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卡拉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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